近年来，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。记者调研发现，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，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。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，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，物化了人格与爱情，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，引发“恐婚”“不婚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既怕儿子不结婚，又怕结婚娶不起

32岁的刘辉（化名）因为彩礼“没谈拢”去年刚告别一段感情。在辽宁沈阳市长白劳务市场，穿一身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给记者算账：彩礼15万元，县里的房子和车首付还得30万元，女方还想和他一起置办个铺面，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困难。

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，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。刘辉说，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、一辆车还有四金（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手链、金项链）。“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，一人结婚，全家举债。”刘辉说。
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，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，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，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。

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。除彩礼外，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～10项的婚俗支出。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，除彩礼18.8万元外，还需支付改口费、盖头费、三金、酒席、拍婚纱照等费用。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，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。

课题组研究员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，在一些地区，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。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，会要求更高的彩礼，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，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。

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。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，产业少土地贫瘠，人均年收入在1.5万元上下。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，一年收入3万多元。“能挣一点是一点，儿子也快奔30了，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，又怕结婚娶不起。”陈大姐说。

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

城镇化、攀比心理、男女比例失衡，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。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，社会心理的复杂化、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，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。

调研组发现，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，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，依靠父辈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，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，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，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“一步到位”。

与此同时，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。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记者，原本女方不要彩礼，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，“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，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”。

在江西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，出生性别比失衡，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，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，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。

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记者，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，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。在江西省鹰潭市，2021年一位出价28.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.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，最终相亲失败。

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，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，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。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，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，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务。

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

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，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。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，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，村委会很难掌握，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，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。

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尝试给彩礼设置红线，比如山东巨野县出台文件移风易俗，提倡彩礼不超6万元。受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，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的风气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婚俗名目繁多，一些农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，也可能通过增加改口费等婚俗索要金钱，婚姻综合成本并没有降低。

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，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。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，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。

“关于彩礼的新风尚，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。”齐心说，一提到彩礼，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。应该加大对低彩礼、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，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，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。

长期在农村解决矛盾纠纷的赵国友告诉记者，高彩礼常常给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，许多家庭在离婚时因为彩礼问题闹上法庭。赵国友建议多宣传这种反面案例，提供负面警示。

王德福表示，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还是呈点状分布，应该将一些地区良好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总结，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一些重点省份还应该专项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，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纳入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的负面清单，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，形成多层次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。